毛庆蕃与近代人物交游考

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静

    毛庆蕃是晚清一位官至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有着“廉能”之誉的官吏。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传人；他是中国第一所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兵工业和红十字事业的倡导者之一；同时他也是古文评论家和敦煌文物的保护者，以及中国第一座黄河大桥兰州大桥的促成者。

    毛庆蕃出身官宦世家，辗转仕途，扬历中外，与中国近代诸多风云人物有过很深的交谊，一些重要活动即以此为基础展开。本文即从其交游中选择同乡、学界、政界三个主要的交际圈子，试图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诠释毛庆蕃一生的人生轨迹和事功。

 一、龙城世玉振家声：家世与生平

    毛庆蕃（1846-1924），字伯宣，一字德华，号实君，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今丰城市石滩镇里城村委会大塘村）。清代官吏、学者。

    毛庆蕃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十四日出生在一个世宦家庭。从他的曾祖父毛辉凤开始，就世代为官作吏，而且大多以循良著称。毛辉凤字瑞呈，号梧生，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恩科举人，先后为四川彭县、灌县、江油、綦江、乐山、巴县知县，著有《讼过斋日记》、《求仁堂诗文集》，同时也是道光《丰城县志》的主纂，殁后入祀乡贤祠和四川诸县名宦祠。祖父毛震寿，字仁夫，号小梧，历署四川彭水、新津、丹棱、涪州、梁山知县，绵州、酉阳直隶州知州、嘉定知府、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署川东兵备道、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陕西布政使、钦命总统汉南诸军节制镇道特用道。著有《居易山房随笔》、《县谱》，崇祀名宦祠。父毛隆辅，字亮工，号翼卿，一号揖青，四川试用知县，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署新都、丹棱、德阳知县，赏加运同衔，著有《揖青诗草》、《自治官书》，崇祀名宦祠、国史《循吏传》。（1）在重视名节的封建社会，父祖三代入名宦、列乡贤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毛庆蕃的外家同样是簪缨世家，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相去不过三里的白马寨杨家的女儿，祖母杨氏是举人杨起凤的长女，母亲杨氏是赠户部主事杨亨的孙女，他的表兄弟杨祖兰早他一科成进士，后官至户部员外郎。作为丰城望族白马寨杨氏的外甥，毛庆蕃可以说是继承了两家的优良血统。

    由于毛庆蕃是出生在祖父和父亲的四川任内，因此他的教育是由他在川的叔叔毛隆普和四川彭县和彭水县的几位举人和老廪生向名钊、席重熙等人先后完成，其中有一位叫彭润芳的老师甚至后来中了进士。当然，其中一些只是列名的“问业师”。对他早期教育影响最大的还是饶拱辰和罗亨奎。饶拱辰号涤夫，江西新城（今黎川）人，道光进士，后官至湖北武黄同知。光绪癸未重刻《讼过斋日记》，便是用了乃师饶拱辰同治六年所作序。罗亨奎号惺四，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江西武宁人，咸丰举人，四川侯补知府，同时也是陈宝箴的庆家，陈三立的岳父。（2）

    毛庆蕃出仕前的身份是监生，后以祖父和父亲的恩荫，加上同治帝登极一次援例捐纳，他在中式举人之前捐得的身份已是正三品荫生、候补户部员外郎。同治十二年（1873），二十八岁的毛庆蕃应癸酉科江西乡试，中式第三十五名举人。光绪六年（1880）参加庚辰科会试没有考中，改听吏部选官签分户部，挑取誊录户部山东司兼河南司行走。光绪十五年（1889）中式己丑科会试第一百八十名进士，复试一等第三十三名，殿试二甲第六十三名。经翰林院带领引见，光绪帝下旨，毛庆蕃仍以户部员外郎即补派充山东司帮主稿、北档房总办（3）。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一年，两江总督兼东征钦差大臣刘坤一奏调毛庆蕃赴天津，协助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办理湘军粮台。1900年庚子事变，毛庆蕃投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大营，随营办事。旋为刘坤一所荐，改试用道员，留任上海制造局总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调赴天津开办户部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改毛庆蕃简放湖荆宜施道为永定河道、署通永道，同年署天津道、直隶按察使、直隶布政使。三十三年（1907）升江苏提学使，次年升甘肃布政使。宣统元年（1909）以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同年“立宪”议起，清廷推行新政，朝廷因强行进行清理财政而与各省督抚产生纠纷，十一月，毛庆蕃为度支部派驻甘肃的财政监理官刘次源所劾“玩误新政”落职。致仕后寓居苏州南园十全街，闭门读书自娱。入民国，坚拒北洋政府“参议”之职。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九日逝于苏州寓所，后葬于光福龙山。遗著有《江苏学务公牍》一卷、《奏议》六卷、《书牍》六卷、《古文学余》十卷（有光绪戊申刻本）。同门张德广辑有《丰城毛先生遗集》三卷，入《归群宝笈》（4）。

 二、倾盖江湖有故人：毛庆蕃与江西同乡交谊

    毛庆蕃虽然出生在外省，却一直与江西同乡交谊甚笃。其中来往较为密切的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及陈炽、文廷式、胡思敬、李振铎等，尤以陈氏父子最为相契。

    光绪四年（1878）三月，毛庆蕃壮游湖湘，因为罗亨奎的关系，毛庆蕃拜会了陈宝箴父子。此时陈宝箴正离开署辰永沅靖道任上，在长沙为去世的母亲守制。毛庆蕃以晚辈身份拜见陈宝箴，陈详细询问了毛庆蕃的生平所学，对“性情端凝质重”的毛庆蕃十分欣赏与器重，称许为他日栋梁之材，不仅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儿子陈三立和幕友廖树蘅，并为之在公卿之中延誉，介绍毛庆蕃的家学渊源和为人之敏慧。如后来被誉为“醒眼看世界”的中国近代外交家的湘阴郭嵩焘（1818-1891）在他的《郭嵩焘日记》中写到（光绪六年五月初五日）：

陈右铭见示毛实君孝廉庆蕃致伯严书，论俄事利病，与鄙人持论正同。毛君为小梧方伯之孙，翼卿大令之子，祖、父、曾祖均祀名宦，其积累厚矣。所学尤有根柢，亦今日不易得之人才也。

三日后又记：

陈右铭过谈，询知毛实君家世，……凡三世得名宦四人，而实君气概非凡，所成就必远且大，亦他省仕宦之家所罕见也。（5）

毛庆蕃的出现，成为几天来两位前辈热烈讨论的话题，他们已经预言了毛庆蕃的异日成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陈宝箴以直隶布政使办理东征粮台，时毛庆蕃正在户部候补员外郎任上，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陈宝箴通过钦差大臣刘坤一上奏，把毛庆蕃调到天津督办粮台事务（6），毛庆蕃“擘画精详，弊端刮绝，忠诚公叹曰，自军兴转饷诸僚吏，罕有其匹也。”（7）两年后的光绪二十二年八月，陈宝箴又上密疏举荐毛庆蕃，称他“笃实闳毅，综核名实，吏治、兵事、洋务皆极研究，”请求对毛进行拔擢。（8）毛庆蕃对乡长辈的有意栽培十分感念，他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致陈宝箴的信中表示，自己“京曹薄宦，叠叨厚贶，私心感镂，如何可言”，并对这位“右翁老叔大人”陈宝箴关心他的身体恢复情况表示感谢。（9）

    毛庆蕃在长沙结识陈三立，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毛庆蕃虽然发科中举比陈三立早，但中进士却比陈三立晚了一科。两人友谊始终不渝，先是两人在相识后不久的光绪四年四月一起游岳麓，六月两人又和廖树蘅一起出游南岳衡山。据陈三立本人追忆，三人在登山时遇雨，三人同寓祝圣寺中，张灯就饮。毛陈二人倚桌纵论天下大事，在谈及学术倾向时，两人发生争论，陈三立偏重王夫之和王阳明的学说，而毛庆蕃则恪守程朱理学，当陈三立抨击朱熹时毛庆蕃十分恼怒，倒头便向里而睡，表示对陈的不满。半夜陈三立听到毛庆蕃辗转反侧的叹息声，便和衣起身向毛庆蕃道歉说：“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虑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10）

    陈三立后来弃官不做，肆力为诗，成为著名的诗人，“同光体”的领袖，而毛庆蕃则扬历中外，转官四方，政馀研治古文，笃守“太谷学派”门户。虽然时通音问，但真正两人重新聚首，却是因为袁世凯间接“促成”。

     光绪二十三年（1906），立宪议起，袁世凯出于拉拢目的，对一些戊戌变法受害者示好，当他知道陈三立不支持立宪，且拒绝就任资政院议员后，便想办法极力笼络陈三立，此事陈寅恪先生回忆道：

袁氏知先君挚友署直隶布政使毛实君丈庆蕃、署保定知府罗顺循丈正钧及吴长庆提督子彦复丈保初（依项城党直隶总督杨士骧寓天津），皆令其电邀先君北游。先君复电谓与故旧聚谈固所乐为，但绝不入帝城，非得三君誓言，决不启行。三君遂复电，谓止限于旧交之晤谈，不涉他事。故先君至保定、后至天津，归途复至保定，遂南还金陵也。（11）

陈三立坚持气节，使毛庆蕃对他更加感佩。四月下旬，陈三立依约抵达保定后，毛庆蕃于保定名胜莲花池设宴款留老友，此池也是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时所修葺，陈三立难免睹物思人，家国之慨，且萍踪一别，两人不知何时再见，陈三立在前后经行保定时，作有《四月下旬至保定越闰月二日实君布政兄宴集莲花池作》、《实君将别相与徘徊池水侧缀而成咏》、《保定别实君顺循三日至汉口登舟望月》及《至下关望江忆往岁与实君别处》等诗作。

    毛庆蕃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由江苏提学使改任甘肃布政使后曾请假两个月回乡调理，再经武汉北上，曾与陈三立见了一面，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两人见面的记录。宣统元年（1909）陈三立曾应毛庆蕃之请，为毛庆蕃的叔叔澧州直隶州知州毛隆章作过一篇墓志，也应该是驰书所求。辛亥革命后毛庆蕃寓居苏州，直至病逝，临终嘱咐儿孙请陈三立铭墓。1931年，陈三立为作《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毛庆蕃遗愿始遂。

    和有着鲜明政治倾向并积极投身戊戌变法运动的陈炽（瑞金人）不同，郎潜京朝多年的毛庆蕃一直注重实效救国，两人同属洋务派，而且陈炽通籍后也在户部做官，只是毛庆蕃是员外郎，陈炽是主事。据《陈炽年谱简编》，两人交谊趋密，应在光绪十六年（1890），陈炽与一批主要是江西籍的小京官毛庆蕃、刘镐仲、文廷式交游甚迩。（12）

    另一个同乡李盛铎（1859-1934）带来的不利影响恐怕是毛庆蕃始料不及的。李木斋是毛庆蕃的同年进士，九江德化人，官至山西巡抚。毛庆蕃将敦煌遗经全部控制并由政府出面收购后，他当即就发往北京，但他交办负责押运的人恰恰是何彦升之子，也就是李盛铎的女婿何震彝。敦煌经卷进了北京，首先却让李盛铎等人上下其手，从中弄走了不少精华。

    毛庆蕃和宜丰胡思敬的交往较晚，因为两人的年龄相差比较大，胡思敬出道也晚，他任监察御史时，毛庆蕃已是方面大员，但两人因为是同乡的关系，也是声气相通的。毛庆蕃在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被度支部派驻甘肃的财政监理官刘次源弹劾，被朝廷以“玩误新政”的理由免去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成为以摄政奕匡为代表的中央与地方督抚就“新政”问题产生冲突后第一个被免职的封疆大吏。很多人对此表示惋惜和不满，其中就有胡思敬。为此他专门上了一道奏疏，对度支部借急推“新政”为由，大肆任用新进侵夺地方政府权力一事提出弹劾，要求严加约束：

    今度支部设监理财政官四十余员，或选自曹郎，或拔自试用道府，或起自废黜，或荐自苫块之中，说者谓陛下不信亲擢之督抚，而信一二暴起领事之小臣，固已启天下之疑矣。且若辈衔命以出，沿途擅作威福，酿逼人命，凌压道府使司，报章腾说，屡有所闻。其事为武断之事，其人非安静之人，盖可知也。……部臣听监理官一面之词，遽将藩司毛庆蕃奏革，不数日而甘肃册报至矣。既欲恢张权力，毋乃形迹太露乎？论我朝官制，道府以上，皆由特简，监理官乃部臣指名奏派，内不请训，外不专摺言事，一朝得志，遂蹇然以钦使自居……各凭藉京朝势力，百计苛求，言辞不逊，贪者罔利，强者逞威，命令二三，不相关白，上损疆吏之威严，下乱地方有司之耳目，伏机弩于阱中，而寝覆其上，患有不可胜言者。（13）

     无独有偶，同是江西同乡、并以谈近代掌故闻名的陈赣一在《睇向斋漫录》也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议论，只是对毛的籍贯和他的初官弄错了，但同样是表示对毛庆蕃的同情和节操的赞许：

毛名庆蕃，江西新建人。己丑进士，授户部主事，擢员外郎，改官道员，充江南制造局总办，未几授江苏提学使，擢甘肃布政使，摄陕甘总督。以事为载泽所劾，非其罪也。授参政院参政，坚卧不起。（14）

 三、凤鸣同调知已在：与太谷学派及刘鹗、罗振玉、乔茂楠关系

    毛庆蕃是“太谷学派”的最后传人之一。“太谷学派”本无其名，其创始人周太谷在扬州讲授“圣功”之学，门弟子自称“圣功弟子”,外界称“崆峒派”或“太谷派”；张积中授徒山东黄崖，故名“黄崖教”；李光炘在泰州讲学，人称“新泰州学派”；黄葆年在苏州设立“归群草堂”，从学者自称“入门”，苏州群众称之“黄门”。到1927年《东方杂志》发表卢冀野《太谷学派沿革及其思想》一文，被当时学术界所认可，就此被沿用，始有“太谷学派”之名。“太谷学派”始创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创始人周太谷，名榖，字星垣，号太谷，别名崆峒子，安徽池州石隷人。家道富庶，喜读书，博览经史杂家，好游山水，足遍名山大川，广交异人，拜师寻友，然始终未悟真道。道光元年，游经庐山，见周敦颐镌石之“志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方悟解“伊尹之志”是治国，“颜渊之学”是修身。回扬州后，遂专门传授“圣功”之道。当时从者如云，数以千计（13）。周太谷有陈一泉、韩仰瑜、汪全泰（字竹海）、张积中（字石琴）、李光炘（字龙川）五大弟子，其中张、李为传铎，李光炘传有黄葆年、蒋文田、刘鹗、毛庆蕃、程恩培、杨士晟等重要弟子。

    太谷学派的传人称“圣功弟子”，毛庆蕃成为太谷弟子是在光绪七年（1881）会试不第后，与丹徒刘鹗一起同赴扬州拜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李光炘（龙川）为师的。李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丹徒刘鹗（1857-1909）、泰州蒋文田（1845-1911）、华阳乔茂楠即乔树柟（1850-1917）等。李去世后，毛庆蕃继而转拜另一位传人黄葆年（1845-1924）为师。毛庆蕃与黄年龄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师徒关系是十分明确的。而且两人后来还成为了亲戚：毛庆蕃的侄女嫁给了黄的儿子。虽然毛庆蕃官声显赫，而黄中进士后只担任过知县一级的小官，但从未改变对黄葆年的尊敬。黄葆年晚年脾气不好，容易动怒，而毛庆蕃仍然恭恭敬敬，从不与之发生冲突（15）。

     归群弟子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有过一次大的聚会，即“南北合宗”，可以说是进入了鼎盛时期。那一年毛庆蕃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具体由毛庆蕃组织这次大聚会，地点在上海愚园。与会者有黄、蒋等十九位太谷弟子，为此还专门请人绘制了一幅《愚园雅集图》，表现的是当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毛庆蕃和他的两个儿子四子毛子逊和五子毛勉初都参加了聚会。后来又由毛庆蕃等人集资租典苏州南园十全街彭状元家的别府，府第宏伟宽敞、多进结构，房屋一百余间，典期一百年（1902－2002），于此设“归群草堂”，由黄葆年和蒋文田分别主讲，听者万人，光是中午为学生提供一餐饭就开了十八九桌（16）。

    刘鹗是毛庆蕃的同学加亲家，毛庆蕃的四女儿嫁给了刘的二儿子刘大黼。两人自光绪七年（1881）相识到刘去世，可以说两人的感情是始终不渝的。刘鹗不但是实业家，积极投身民族资本实业，而且对文物和文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著有文物专著《铁云藏陶》《铁云藏龟》，特别是后者，是具有开创之功的甲骨古文字学专著。而《老残游记》更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刘早年曾佐吴大澂幕治理过黄河，他在《老残游记》中就借老残之口论述过自己的治河理念，而毛庆蕃后来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永定河道，就受刘鹗的治河思想影响。刘鹗受所谓“盗卖太仓粟”的指控被逮，继而流放新疆伊犁，毛庆蕃一直营救和照顾。宣统元年（1909）七月八日刘鹗在伊犁去世，其子也就是毛庆蕃的女婿大黼护丧回籍，毛庆蕃曾路祭于途。但是，即便两人亲密如此，但两人在学问和处世上，两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刘鹗在给毛庆蕃的信上曾感叹由于“忙于事务，荒废了学业”。当时刘鹗的情况，是因从事外事，主张利用外资、外技，兴办厂矿、铁路，以富民兴国。但不能得到人们理解，连最知己的同学、亲家罗振玉先生为了意见不一，几乎断绝往来；刘也曾受黄葆年多次批评，毛庆蕃对刘鹗劝阻多次，直至刘鹗遣戍新疆，毛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给刘送行时，仍劝说不要坚持以外务养民兴国，所以刘鹗到新疆后才听了毛的话，埋头著书立言，写了《仁寿安和集》等书，传世济民。刘鹗在学业上不足之处，是对“知天命，养和气”体会不深。毛庆蕃就与之不同，据黄寿三夫人毛太夫人（毛庆蕃侄女）说，她年轻时看到毛庆蕃服饰朴素，为人谦和，不论对任何人都是和颜悦色，甚至对小孩，也是抚爱嬉问，一点没有封疆大吏、二品高官的傲然气概，由此表现了毛庆蕃、刘鹗在“养和”工夫上的不同（17）。

     和毛庆蕃一样是刘鹗是儿女庆家的还有近代学者罗振玉。罗早年当过刘家的塾师，罗的女儿嫁的正是刘鹗的大儿子。正因为这层关系，以及毛庆蕃任甘肃布政使兼护理陕甘总督的机缘，使毛庆蕃与中国近代著名的“敦煌文化”和“敦煌学”没有擦肩而过，而是使他成为了保护敦煌文献的功臣。

    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千佛洞中的珍贵文献后，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疯狂掠夺，而国内学者竟然一无所知，反而是劫夺者之一的英国伯希和在北京洋洋得意地展示自己的战利品后，才引起国内学者的震惊和愤慨。以罗振玉为首的学者迅速商议控制文物外流的局面，收购剩下的全部经卷。参与其事的学部左丞乔茂楠既同为太谷学派弟子，又是毛庆蕃早年的挚友，毛庆蕃曾把自己的大女儿指婚乔茂楠之子乔静寿，只是由于其女未成年而夭折，使这门亲事没有成为事实，但两家仍以亲友走往。罗振玉和乔茂楠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亲戚和引为同道的毛庆蕃身上是有很大保险系数的。宣统元年（1909）八月二十三日（公历10月5日），他们以学部的名义给毛庆蕃去了一封电报，即《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毛庆蕃对此极为重视，立即令安肃道道台廷栋奉命行事，廷栋行文刚刚上任的安西直隶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又行文新任敦煌县知县陈泽藩，陈泽藩等人会同王圆箓一起清点藏经洞文物。陈泽藩会同王圆禄清点藏经洞内堆积写经的结果，获得8000余卷。1910年5月，藏经洞剩余8000余卷写经被装满18只箱子v，放在6辆大车上，开始东运。此事罗振玉本人在《松翁自序》中记载：

予闻之, 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 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寮君方伯庆蕃, 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 言须款几何, 请先垫给, 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 则电允照发, 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 若令甘督任此, 必致为难。乃复提议於大学, 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 若大学无此款, 由农科节省充之, 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 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 言已购得八千卷, 价三千元, 两电文同。部中初疑价必昂, 闻仅三千元, 乃留之学部, 不归大学。（18）

可见，毛庆蕃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功绩甚大，只是后人多称颂罗振玉而不及毛庆蕃罢了。而在押运敦煌文物的途中，却发生了押运官员监守自盗的事，令人非常遗憾，这也是毛庆蕃不愿看到的。

 四、作吏风尘感慨中：与翁同龢、刘坤一、袁世凯的关系

    毛庆蕃以荫官起家，中举后一直在户部作候补员外郎、户部山东司兼河南司行走，中进士后始得实授，仍以户部员外郎即补派充山东司帮主稿、北档房总办，一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外放，几乎在闲曹冷署蹭蹬二十年。糟糕的时候，“天寒俸薄，屋壁萧疏，妇稚食蔬粝”（19）但毛庆蕃不论是为官作吏，还是闲居优游，他都严格按照父祖遗训，世其家风。他的曾祖毛辉凤在《觉生日记》中结合自身治理地方的经验而告诫子孙说：

　　地方官要结上官者，非百姓之福；利益子孙者，非百姓之福；自安逸乐者，非百姓之福；托言名士者，非百姓之福；汶汶淳淳，勤勤恳恳，生民当受其赐。

　　民可近而不可玩也；民可爱而不可狎也。《书》曰“用顾畏于民”，碞居官者于百姓不但言爱，而更知敬，则其使民也益谨矣。

　　作吏者于自己身上少周一钱，便省得向百姓身上多取一钱，一切用费，总以奢侈为戒，毋因此把百姓作孽。

居官不可计利，并不可要名，计利者必败，要名者终辱。

居官者以不义之财贻子孙，犹积粪秽而壅芳兰也；以不义之财要结上官，犹服砒霜而饫饿虎也。

　　矫激刻薄不得谓之清；犹豫畏缩不得谓之慎；纷纭躁急，不得谓之勤。

职可卑，品不可卑；官虽小，道不自小，在下位人知此，过人远矣。

　　天下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然朝廷真能用君子，可使天下之小人受化；而有君子之行，用君子当何如，信之笃、任之专，而他无可以间之者也。（20）

　《觉生日记》即《讼过斋日记》，在当时便传刻于世，在丰城与袁守定《图民录》、徐文弼《吏治悬镜》同为三大官箴书之一，也是毛庆蕃家族奉若圭臬的为官箴言。同样，毛庆蕃在官三十载，扬历中外，莫不以此自衡。在他一生中，除陈宝箴、直隶总督王文韶、刑部侍郎龙湛霖和广东巡抚李光锐保荐过外，曾先后受翁同龢、刘坤一、袁世凯赏识与奖荐，却都能居官清谨，洁身自好。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廷需向日本赔银两个亿，虽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赞机务的翁同龢百计生财，但捉襟见肘的国库仍无法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翁同和实在没有办法，想通过向裁减兵勇、扣发兵饷、减少官员薪金、食盐加价、加重抽取烟酒税、增收铺屋及药材厘金及加重征收田亩捐赋等方法，向百姓加倍征收赋税以减轻财政压力，并已写就了奏章。毛庆蕃是翁同龢的直接下属，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两度写信给翁，极力劝阻翁同和勿上加收田亩捐赋的奏章，以免激起民变，事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翁同龢本来就对自己这种“剥削阎闾”的作法十分惭愧，这次毛庆蕃及孙景斐的反对使他幡然而悟，急忙撤回奏章，转而别寻开源节流一途。他在日记中写道：

毛庆蕃贻书规余，极言亩捐不可行。

毛、孙两君来阻亩捐事，直谅可敬。两君意在节流，其言甚办。

翁同龢最终“撤亩捐稿暂不递”（21）。

    翁同龢一直对毛庆蕃的忠笃十分赞赏，遂向光绪帝举荐毛庆蕃。他在同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见起四刻，极陈宜破格用人，保毛庆蕃、那桐、端方，并言赵舒翘宜外任。（22）

     对毛庆蕃的仕途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刘是湖南湘乡人，早年从曾国藩办团练起家，是湘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官至总督、钦差大臣，因自号岘亭，故人称“岘帅”。毛庆蕃受知于刘坤一，一是自己家族在湖南为名宦的背景，二是与刘氏过从甚密的陈宝箴的举荐和援引。光绪二十年（1894）陈宝箴以直隶布政使办理湘军粮台，主要是负责支援对日作战的后勤保障，自然就要与管理钱粮的户部打交道。为了便于工作，陈宝箴就请求负责督师的钦差大臣刘坤一将毛庆蕃直接借调到粮台所在的天津来。尽管刘坤一的奏电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五日才上奏，并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复，但是毕竟军情紧急特事特办，我们从《陈宝箴友朋书札》中保存的两件毛庆蕃上陈宝箴书和，可以了解到，光绪二十年正随钦差大臣裕某往四川办案归来的毛庆蕃，实际上在这年十一月左右已经直接去天津正式襄办粮台事务，直到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湘军粮台正式成立。到八月底止，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湘军粮台就收到户部所拨湘平足银二百三十余万两，并分别转拨东征诸军作为军饷。在处理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钱粮后勤事务中，毛庆蕃的理财能力令刘坤一刮目相看，前引“擘画精详，弊端刮绝，忠诚公叹曰，自军兴转饷诸僚吏，罕有其匹也。”指的就是这件事。随后刘坤一不断向朝廷推荐毛庆蕃，仅毛庆蕃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接受光绪帝召见时准备的个人履历材料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刘坤一曾在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分别保荐毛庆蕃。刘坤一称赞毛庆蕃“操履谨严，性情忠笃，历官京外，忧国奉公。至于慎重度支，爱惜物力，莫不实事求是，不避怨嫌。如蒙量予拔擢，必能立尺寸之效”。我们看到，二十二年粮台事竣以后，毛庆蕃回部办事，已经由离部前的山东司帮主稿升为云南司正主稿了。（23）期间还有一次特荐，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的《内外荐举经济特科人名表》，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时，朝廷下诏开经济特科，鼓励大臣举荐人才，刘坤一上疏举荐二十四人中，就有“江西员外郎毛庆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毛庆蕃与大批官员南下避难，毛寄居泰州，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再次对他施以援手，同年三月，刘一面上奏保荐毛庆蕃，一面授意毛庆蕃改捐道员外放，这样就名正言顺地到自己所辖的江苏补用。刘坤一对毛庆蕃委以重任，让毛庆蕃去接手总办江南制造局。毛庆蕃没有使刘坤一失望，“崇实考工，为前总办弥公亏七十万”。直到1902年刘坤一去世，毛庆蕃对刘的奖荐之恩可以说是没齿不忘的。

    毛庆蕃与另一位风云人物袁世凯的交往，真正开始于毛庆蕃在天津襄办湘军粮台以后。当时袁正赞画甲午军务，毛庆蕃的才干引起了他的注意。袁世凯曾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对毛庆蕃进行过一次保荐；（24）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时曾上疏保荐毛庆蕃“该员品行修洁，智虑沉详，久充户部司员，综理精密，物望素孚。嗣在天津办理粮台，筹画支应，极能秉公持正，担怨任劳。平日於国是民瘼，尤能遇事留心计究利病，实属为守兼优”。而后在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有身份创设中国第一个中央银行即大清户部银行时，袁认为毛庆蕃是最佳人选，遂于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奏，请调江苏候补道、江南制造局总办毛庆蕃改归直隶补用，即赴天津代办户部银行事宜：

    窃见非规模闳大不足以握利权，非条理精密不足以防弊患，更非得才识通敏、魄力沉毅之人不足以创宏基而收捷效。查有江苏补用道毛庆蕃，心思缜细，器局闳深，曾任户部司官，在北档房多年，综核之才，为时推重。且夙究心经世，志气忠纯，兹当银行创办之初，若令其专力通筹，必能规画周详，考求精善。该员现办理上海制造局，亦系要差，惟银行之举，为国家财政大计，所关开办之初，又中外官商所属目，近来财政纷纭，斡旋之机，首争此著。其重要情形，非寻常局所可比，合无仰恳天恩，俯念银行创办需人，准将兹该员毛庆蕃改归直隶补用，并免交离省银两之处，出自鸿慈逾格，如蒙俞允，应请饬下南洋大臣令该员迅即束装来津，速筹开办，以免要政久悬。

    照袁世凯的口气，开办户部银行一事，非毛庆蕃莫属了。本来朝廷对袁世凯就很依赖，所以结果自然是“著照奏所请，该部知道”（25）。

    袁世凯将毛庆蕃调办户部银行后，毛庆蕃先后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决策，也先后出任一些实职和兼具社会性质的兼职，先是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参与筹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即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毛庆蕃任帮总书记。同年中西会董决定首先在营口设立分会，聘请北洋大臣袁世凯和直隶道员毛庆蕃具体办理救护事宜。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二十八日《申报》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保荐为此“创始及办事”出力的中西官绅30名，其中已任江苏提学使的毛庆蕃获得了一枚金质一等双龙红十字佩章。次年三月，毛庆蕃在袁的推荐下署永定河道；六月调天津道；九月署理直隶按察使，十月再署布政使。三十三年四月，毛庆蕃转江苏提学使，三十四年八月授甘肃布政使，宣统元年以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短短四五年中，毛庆蕃一改此前二十年纹丝不动的官运，直至成为封疆大吏，这里面就有袁世凯的汲引和举荐。连同乡胡思敬也在《国闻备乘》的《道员诡遇》中说“摄理司篆，但凭督、抚取舍，以一疏入告，无有议其专者。毛庆蕃以通永道署直隶藩司，吴煦以惠潮嘉道署广东藩司，此犹实缺也。”

    平心而论，袁世凯的奖荐给毛庆蕃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机遇；毛庆蕃则靠政绩展示了自己才能。毛庆蕃并不是那种靠关系跑官或者死心踏地追随袁世凯之流，所以宣统元年他被扣上“玩误新政”的帽子罢职后，毅然束装南返，在苏州做起了寓公。民国改元后发生的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他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民国三年闰五月，他又坚辞了专门为前清致仕官员准备的“资政院参议”一职，过着贫窭而闲适的生活，直至十年后安然去世。

 资料来源

（1）    毛庆蕃《会试朱卷》，顾廷龙编《清代朱卷集成》会试卷分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

（2）    陈三立《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散原精舍文集》卷十六

（3）    《毛氏重修宗谱》世系《第二十四世》，1989年木活字本

（4）    叶玉麟《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行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卷13

（5）    《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50、5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宫中电报档》，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刘坤一等代奏调毛庆蕃来津襄办台务电》

（7）    陈三立《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散原精舍文集》卷十六

（8）    《陈宝箴集》卷七，奏议七，《遵旨密荐人才折》

（9）    陈宝箴《友朋书札四，毛庆蕃二通》，转引至《历史文献》杂志

（10）陈三立《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散原精舍文集》卷十六

（11）陈寅恪《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寒柳堂集》1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陈炽集》附《陈炽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

（1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五

（14）陈赣一《睇向斋漫录》卷四《规箴》

（15）金文子《我所知道的太谷学派》，《杂家刘鹗》网

（16）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

（17）金文子《我所知道的太谷学派》，《杂家刘鹗》网

（18）王冀青《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历史学》2008年第9期

（19）叶玉麟《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行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卷1

（20）《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法语三/毛辉凤》

（21）《翁同和日记》第三十五册第一一四页，第三十六页第五十三页

（22）《翁同和日记》三十六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历1897年1月26日

（23）《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光绪朝第三二0页

（24）《清德宗实录》卷四八二，四月戊午条

（25）袁世凯《奏为代办户部银行请调用贤员以资佐理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中国第一历史楼案馆编《故宫文献特刊》之《袁世凯奏折专辑》